翁同龢口中的张香帅，指的正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，中法战争之前，他是举国公认的清流党中坚。
后面走了经世致用、工业救国的路线，兴办西学、铁路、矿场、兵工厂，此刻已经跟李鸿章一样，成为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。
虽然张之洞跟载洸一样，所做之事皆是为国为民，只办事实，无意攀附政党，甚至为了迎合清流，也曾多次参与弹劾李鸿章妥协误国。
但是由于政治行为理念不同，他始终被清流人士认为是一种背叛，是舍本逐末、弃正道而走邪门的行为。
翁同龢句句诛心，虽然明面上说的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，但实际上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此刻的刀尖却是剑指载洸。
自从载洸创设了商办衙门，兴办实业之后，政治派系的隔阂跟治国理念的冲突，使得载洸跟清流一党的矛盾便愈发激烈。
只是碍于载洸跟奕譞在朝廷中的威望，以及父子二人平日里两边兼顾的中庸处世风格，才没有让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。
而张之洞此时的境遇，也是载洸面临的困境。载洸本无心卷入党争的洪流当中，一心一意只想着富国强兵，改变中华民族在这个时代的命运。
然而事与愿违，即便自己想要退避三舍，怎奈终会有人得寸进尺。
随着以载洸为首的洋务派，逐渐掌握了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后，资源跟权力开始一点点地向洋务派倾斜，因此与清流党的矛盾日益加剧，载洸也不得不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。
已经是洋务派“排头兵”的载洸一听这话，知道势头不妙，此刻与翁同龢激辩是毫无意义的，况且在他的学生光绪帝面前，自己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，还可能会被扣上一顶不尊师重教的帽子。
这会，最好是不说话，默默地站在一旁就行了。
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，光绪将头微微一抬，载洸心里一震，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了事情，脑海中已经开始思量起了对策了。
只见光绪帝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四弟，翁师傅所奏，你有何见解呀。”
载洸知道，此刻，唯有避其锋芒才是最稳妥的选择，他沉稳而无声地深吸了一口气后，才缓缓地道来：
“回皇上话，翁师傅所奏之事，是为国家除弊，所虑之事，是恐官臣不仁，所弹劾之人，为李鸿章，所反对之事，是兴办洋务。
臣弟以为，此四者，皆是可辩论之事，既不可同日而语，也绝不能混为一谈。
办洋务不一定就是弊政，而如李鸿章这般兴办洋务之人，也并不全是不忠不仁不义之人，具体的情况，还应当具体地分析之。”
“那——你倒是给朕分析分析看。”
“回皇上话，洋务并非洪水猛兽，只要是行利国利民之事，便是丰功伟绩。若是以兴办洋务之虚名，行误国误民之事，那便是祸国殃民。
无论是丰功伟绩，还是祸国殃民，都得讲究实事求是，如果单凭主观臆想得出论断的话，则有可能——”
翁同龢轻轻地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李鸿章等人，皆是崇洋媚外，数典忘祖之辈；所谓兴办洋务。
既不曾施惠于民，也未曾取信于天下士子，净是行些鬼魅伎俩，学了些奇技淫巧。
长此以往，商人倍出，势利之风盛行，而农耕荒废，士子经学之心动摇，天下纲常礼教崩坏，士农工商阶层混乱。
若不再制止洋祸横流，致使流民四起，养寇为患，老臣唯恐大清国将积重难返，江河日下啊皇上。”
光绪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表态，仿佛这些话压根就不是说给他听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见没人讲话，他才像回过神来一般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嗯——翁师傅所虑，不无道理。
商人起势，而农民日趋势利，无心务农，天下士子也是人心动摇，对洋务商业兴起一事颇为不满。若激起民变，又失去了天下士子的心，势必会动摇朝廷的根基啊。”
他又微微地抬起头来，对着载洸说：“四弟，这商办衙门是你一手创设的，其中的各项章程制度，也都是你逐年构建的。
你经办洋务商务多年，将商办衙门的业务传播到大江南北，世人都赞你有经世之才。
可是，这随之而来的种种隐患，你可不能视而不见啊。处其位，谋其政。
朕跟皇太后都如此信任你，朝政的各方各面，你都得兼顾才行，可不能单单办好了商办衙门，却乱了天下。”
这光绪帝看似漫不经心的言语，字句之间却是暗藏玄机，如果说刚才翁同龢是指桑骂魁的话，那么此刻，光绪就是一下子就把载洸推到了矛盾的焦点上。
光绪以为自己这样做很聪明，将载洸跟翁同龢推到堂前，跟清流一党去争论，去辩驳，而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，既不直接得罪载洸等洋务派，也不会失去翁同龢等人的拥护。
殊不知光绪的这点心思，早已经被载洸看得一清二楚了。
想必光绪这点套路，也是从慈禧那儿学来的吧，只可惜，他这个学生，学到的也只有人家那一点皮毛而已，精髓那部分，他远远没有领悟到。
光绪自以为自己深藏不漏，不知道是他高估了自己的智力，还是低估了载洸的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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